1960年邓小平视察安徽时，省里想请吃饭，曾希圣提议每家收5块钱

1960年2月，邓小平、彭真、刘澜涛、杨尚昆到安徽视察。省城机关食堂里，几位负责人正商量一件小事：中央领导来了，按地方习惯，总该设宴接待。没想到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听完，先问了一句：“这顿饭，谁来掏钱？” 这句话并非故意为难人。曾希圣主政安徽多年，最看重的就是规矩二字。过去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安徽时，地方同样没有铺张宴请。如今来了四位中央领导，更不能因为人数多、级别高，就把公家的钱花在特殊招待上。 省里几位负责人反复劝说，认为一顿便饭不算铺张，也能让中央同志了解地方生活。曾希圣沉默片刻，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：“可以请，但饭钱不能由公家出。” 他让夫人余叔先拿出5块钱，交给食堂师傅，又请其他几位书记各自凑钱。食堂一共收到35块钱，曾希圣特意交代：“就按这些钱办，不准再多花一分。”在当时，35块钱并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要准备一桌饭菜，也谈不上奢侈。 饭桌上，曾希圣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邓小平：“这顿饭是我们几个人凑的钱，公家没有出一分。”邓小平听后笑着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既尽了地主之谊，也不破规矩。”一句话，把这场看似普通的便饭定下了基调。 有意思的是，两人的交情并不是从安徽开始的。1931年12月，曾希圣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，后来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，负责敌情侦察和密码破译。毛泽东曾形容二局的作用，说有了它，红军“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”。 邓小平早年在瑞金工作时，已经知道曾希圣的本领。两人性格中都有一股不绕弯子的劲头，谈工作讲实效，谈问题重证据，很快建立了信任。多年以后，这份老交情并没有变成生活上的特殊照顾，反而体现在对彼此工作判断的理解上。 1939年，邓小平在延安参加会议，时年35岁。邓发认为他长期独身，便托曾希圣为他介绍对象。曾希圣找到卓琳时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邓小平想和你认识，你愿不愿意？” 卓琳当时23岁，更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对邓小平的性格和经历也不了解，因此没有答应。曾希圣没有强求，转而安排两人见面交谈。接触之后，卓琳逐渐了解了邓小平的为人，二人于1939年9月结婚。多年后，卓琳仍对曾希圣的家人说，自己应当感谢这位老朋友。 这种“只看实际、不讲排场”的作风，也贯穿曾希圣在安徽的工作。面对困难局面，他没有满足于照搬成规，而是深入农村调查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安徽一些地方试行“责任田”，把土地生产责任落实到户，目的很明确：让农民有积极性，把粮食生产先恢复起来。 这项做法在当时颇具风险。曾希圣知道争议不会小，但他认为，政策不能脱离群众吃饭这一件大事。安徽试行后，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89亿斤，比1960年增加54亿斤，许多农民把责任田称作“救命田”。数字背后，是生产秩序和农村信心的变化。 1962年2月，曾希圣因责任田问题受到批评，并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。同年6月下旬，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相关问题时，明确表示责任田是新生事物，可以继续试验，并强调恢复生产应当采用有效办法。 这份支持没有立即改变曾希圣的处境，却说明邓小平看重的不是一时得失，而是办法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后来，安徽的探索逐步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村生产关系由此发生重要变化。 1965年秋，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。邓小平和卓琳到他家中拜访时，曾希圣恰好下乡研究插秧机。邓小平走进卧室，发现床上的棉被又薄又旧，便责怪余叔照料不周。第二天，卓琳送来了两床新棉被。 这件小事与35块钱的饭局放在一起，颇能看出两人相处的分寸：公家的钱，不能乱花；朋友的冷暖，却不能不管。1968年7月15日，曾希圣在北京病逝，享年64岁。1978年7月19日，他逝世十周年追悼会举行，邓小平到场送花圈，并握着余叔的手，嘱咐她保重身体、教育好孩子。 特别